隐士的吃

　　隐士的吃在我的想像中，中国古代的隐士，都像是素食主义者。至少，会装出一副清心寡欲、吸风饮露的样子。哪怕很明显是在作秀。

　　他们并非天生就爱过食无鱼、出无车的日子，但在现世中不可得，就愤愤然呼唤长铗归去兮，到山里面盖两间草房、种几块菜地。为了避免被别人认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更要处处显示出自己为了崇高的理想，譬如自由，而放弃了鱼与车。常听到的一句口号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他们培植一小片竹林绝不是为了煮竹筒饭，或挖竹笋吃，纯粹为了审美的欣赏。可见他们的眼睛比嘴更馋，更挑剔。其实，如果既有肉吃，又有竹子看，肯定加倍的美妙。隐士们的牢骚会少些。但那样的隐士必定属于高级隐士。

　　高级隐士应该有遗产或积蓄可吃。或者说，腻味了山珍海味之后，才想尝尝农家菜，乃至粗粮之类。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。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挂冠而去，没准是嫌工资低呢。否则怎敢炒皇帝的鱿鱼？假若他还乡后囊空如洗、饥肠辘辘，哪有心思采菊东篱下？早拎起小铲子、挎上小背篓去后山挖野菜了。

　　我想，挖野菜充饥的，才算真正的隐士。尤其，当众人都向往舍鱼而取熊掌（像孟子那样），他能反其道而行之，舍鱼而取野菜—这才“酷”呢。有一股不食周粟的劲儿。

　　可惜，真正的隐士多么少呀。翻遍二十四史，也难找出几位。尤其现代化之后，做隐士梦的人，都嫌隐于野太苦（那不等于“下放农村”嘛），宁愿隐于市或隐于朝算了。还总结出这样的理论：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其实，小隐最难做。要能吃苦的，还要能苦中作乐。尤其贵在坚持。更多的情况下，做小隐只是权宜之计，放长线钓大鱼，以退为进，最终的目的还是力争“升级”做中隐乃至大隐。

　　真正的隐士实无大、中、小之分，纯粹为归隐而归隐，哪怕天天啃窝窝头也愿意。他们的胃口很小的，正如其欲望，小到了“一箪食一瓢饮”足矣的地步。孔子的门生中，好像只有一个颜回能达到这种境界：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

　　假隐士太多，真隐士确实成了茫茫尘世间的稀有动物。鲁迅在他那个年代，已深有体会：“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，实际上也只能看看（陶渊明）这样的隐士，真的‘隐君子’是没法看到的。古今著作，足以汗牛而充栋，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？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登仕，是啖饭之道，归隐，也是啖饭之道。假使无法啖饭，那就连‘隐’也隐不成了……肩出‘隐士’的招牌，挂在‘城市山林’里，这就正是所谓‘隐’，也就是啖饭之道。”

　　竹林七贤，属于哪一类？我还不太敢肯定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有酒喝的；下酒菜也绝非拍黄瓜、咸鸭蛋或水煮花生米。竹林，可能只是一道虚设的屏风。

　　究竟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，是隐于山林还是隐于酒肉，看一看他们每个人的食单，就全明白了。

　　袁枚堪称清朝的大隐士。他本是杭州人，乾隆四年进士，历任溧水、江宁等地知县，正当官亨通之际，却于33岁退职，隐居在南京小仓山，私自修建了随园。他偏偏又是最讲究吃的。隐士的吃，在他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他的胃口可比陶渊明好多了，光有菊花看是不够的，还必须顿顿有肉吃。据说一口气能吃掉一根金华火腿。他根本不吃米饭，纯粹以肉类为主食。这倒没什么奇怪的，既然有鲁智深一类酒肉和尚，也就活该有袁子才这样的酒肉隐士，油水很足，满面红光，把那些面黄肌瘦的聊斋书生们生生地给比下去。他的吃相分明在宣告：隐士是饿不死的；隐士并不全是食草动物。

　　袁枚优游林下，附庸风雅，写了本《随园诗话》觉得很不过瘾，又开始写《随园食单》，把平生品尝过的美味一一记录在册。《随园食单》，简直是隐士的满汉全席，既有山珍海味，又不乏家常菜。甚至连一枚鸡蛋也不放过：在讲授怎样做蛋羹时，特意强调一定要用筷子搅动一千下，使蛋黄与蛋清水乳交融——像做化学实验一样严谨……把《随园食单》翻一遍，我边流口水边感叹：在袁枚之前或之后，真不知还有哪位隐士，能有如此旺盛的食欲和如此辉煌的口福？